蘇格拉底之死

柏拉圖透過《申辯篇》重現蘇格拉底受審的經過：蘇格拉底面對法官與城邦公民進行答辯，最終仍被判刑處死。蘇格拉底以備詢、一連串自問自答，清楚展示其哲學家的身份與理念，指出哲學生活（信奉真理）的優越性。

一、蘇格拉底的雙重身份：哲學家與公民

1. 《申辯篇》與《克里托》藉著不同情境點出蘇格拉底兼具哲學家與公民兩種身份。《申辯篇》中，以決心殉道的蘇格拉底刻畫出哲學家圖像；而《克里托》中的蘇格拉底又成了順服於實際政治活動並尊重法律的公民，此二身份如何混合、對抗、甚至支配彼此？柏拉圖藉著這兩篇對話錄將哲學與政治的張力表現至最大：哲學家效忠真理，好公民則效忠國家。蘇格拉底之死正指出哲學家在群體生活中，勢必面對哲學家與好公民兩種成分的共存或對立，而柏拉圖的政治哲學也由此而生。
2. 以蘇格拉底之死為引，柏拉圖對哲學做出了全新的要求，期待哲學（真理）成為政治生活的判準，此後柏拉圖的政治設計（如同他在《王制篇》、《法篇》中所主張），皆是為哲學家在政治生活中找到一個合理、安全的位置，甚至引領眾人過良善的共同生活。唯有理想城邦，才得提供哲學家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二、德爾菲神諭的反諷

1. 政治和哲學未必相容，卻必定是相伴相生的。哲學的本質是追索知識、探求真理，純哲學生活的發生場域也僅止於哲學家的感知、心智上的思考過程。城邦眾人將蘇格拉底定罪，即證明城邦公民已為「智者」劃下範圍：哲學家關心永恆事務、關心非經驗以外的論證，而雅典城邦不需要對政治生活一無所用的「智者」。
2. 城邦公民難改對哲學家的偏見，也導致蘇格拉底之死。蘇格拉底堅信神諭：「先生們，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財產，而我們人的智慧是很少的或沒有價值的，那個神諭無非是他用來告訴我們這個真理的一種方式。」「時至今日，我仍然遵循神的旨意；每想到有人不聰明，我就試圖通過指出他是不聰明的來幫助神的事業。」（23A-B）蘇格拉底從未以「智者」自居，反將智慧留給神，蘇格拉底也從神諭中讀出睿智的反諷：真理由神壟斷，不屬於人間。因此，知道自己一無所知者，便是人間中最具智慧之人。然而，哲學家以神諭挑戰公民所知，招來公民誤解，這樣的舉動激怒同胞，終被處死。

三、蘇格拉底獨特的申辯策略

1. 「請別因為我說了真話就感到自己受了冒犯。凡是憑良心反對你們，或者反對任何其他有組織的民主制的人，公開阻止他的國家犯下重大錯誤和作不法之事的人，都不可能保全性命。正義的真正鬥士，如果想要活下來，哪怕是很短暫的時間，也一定要把自己限制在私人生活中，遠離政治。」（31D-32A）由此可見，蘇格拉底何嘗不懂討好同胞之道？但他執意採取與主流價值相違背的申辯策略，用意何在？筆者認為，柏拉圖欲借筆下的蘇格拉底與其獨特的申辯策略，強調人、神世界的不相交：真理世界可思而不可見，若欲探究此一專屬於神的知識世界，唯有透過辯證、而非修辭，才得達致真理。柏拉圖試圖表現真理與意見的對立，也將哲學家和政治家採取的言說途徑做一區隔。
2. 人類以言說形成共同生活，政治生活在眾多「意見」中被構築。但人縱有議論好壞的能力，卻無力得知擁有的是真理或謬論。相對於城邦眾人，哲學家的政治角色正是透過言說與交流，幫助眾人在雜多意見中探求真理、引出潛在眾人意見中的真理，體現「哲學治人」的幸福生活。

四、柏拉圖的政治哲學版圖

1. 柏拉圖在《克里托》中，將城邦擬人化，強調公民身份係來自城邦：若脫離城邦，一切的言說活動將不再有意義。忠於城邦同時忠於真理的蘇格拉底，面對哲學家與公民身份的兩難：他不願背叛雅典城邦，同時也望維持哲學家的純度，最終選擇坦然赴死。蘇格拉底表現出存在於哲學家自身中雙重身分的緊張，以死弭平兩者的不相容；柏拉圖則將哲學與政治之間的高度緊張擴大至城邦，此時「赴死」已無法解決追求至善生活時必然發生的問題。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即在「雅典城邦對敬神且追求至善的哲學家不再安全」之基礎上開展，更隨之提出哲學家國王等政治設計作為對人之處境的回應。
2. 若人、神二世界並不相交，人間不得神治，哲學家聽命於神諭又難逃一死，成為人類不得不面對的政治困境。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與公民交戰之圖像，指出一座禁不起哲學家反覆提問、考察的雅典城邦，但柏拉圖未曾放棄以哲學為政治生活所用，始終相信真理是萬物的衡準，於是在《法篇》中，柏拉圖大展野心，試著將真理轉譯為流通於城邦的人間法律。
3. 即使哲學家專注於神性事務，卻同時身處在一個由紛雜意見構成的城邦中，也必在人的世界中探索神意，如此一來，則使真理和意見之間有了無可推卸的關聯，且眾人註定在人世間眺望並力求接近神意。雖然蘇格拉底拒任公職，但哲人始終相信：真理必由眾多意見中淬煉而出，而哲學家的特殊任務即是回到市井，透過與公民的辯論和同胞共同追求真理，提供一個哲學性的絕對標準以臻良善生活。

關鍵字：蘇格拉底之死、柏拉圖、真理、人之處境、政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