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的多重身份

一、「蘇格拉底之死」的核心討論

1. 生養於城邦中的每位雅典公民，隨著家庭與城邦的生育與教育， 除最初的的自然人身份外，每個人同時具有倫理上、政治上、法律上的多重身份。以蘇格拉底為例，他是自然人、人父、城邦公民、同時也是哲學家。《申辯篇》和《克里托》以「蘇格拉底該不該順從法律、接受死刑？」為引，導出兩部作品的真正重點：「政治生活中，蘇格拉底的多重身份如何交疊、共生或互斥？」
2. 場景由公審移至牢房，面對不同對象、由不同出發點開展兩場精彩的申辯：面對指控者、城邦同胞與眾法官，蘇格拉底為哲學生活辯護，表現哲學與政治的角力；面對勸他逃亡的好友克里托，蘇格拉底為自己坦然赴死的決定辯護，表現自然人與公民之間的競逐。

二、 守法赴死是否公平？

1. 若稱《申辯篇》的蘇格拉底是哲學家，《克里托》中的蘇格拉底即是褪去哲學家成色的雅典公民與好友克里托展開辯論。此時「守法赴死是否公平？」即是兩人討論主軸。
2. 面對應不應該守法赴死，兩人提出的相異的公平觀：克里托出於人的求生本能，認定與「求生」相牴觸的死刑判決並不公平，因此勸好友逃亡；蘇格拉底用來估量赴死公平與否的準則卻是「是否實踐公民德性」，若逃亡有破壞城邦秩序之虞，即違背了一位好公民應有之德性。作為城邦公民，不守法的決定對城邦而言並不公平（50A）。如果未能活得正當，則不應苟活：此時，哲人對公民德性的堅持超越了他對死亡的恐懼。

三、公民德性的實踐場域

1. 然為何蘇格拉底在《克里托》中未見哲學家之成色，成為標準的雅典公民？乃因蘇格拉底與克里托的友誼係建立在公民身份之上，唯當兩人回到雅典公民身份，討論城邦法律才有意義。 
2. 蘇格拉底將城邦法律擬人化、並宣稱雅典公民之應守義務不容拒絕。克里托則強力捍衛身為人的基本慾望：「求生」，提醒蘇格拉底仍有為人父的應盡之責任（45C-D），試圖以多數人的看法說服蘇格拉底（44B-C），蘇格拉底則表示大眾的意見不值得參考（48A），並說：「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活著，而是活得好。」「活得好與活得高尚、活得正當是同一回事嗎？」對此，克里托同意了。（48B-C）由這些段落，讀者可看出蘇格拉底的價值觀：若未能活得正當、寧可一死。對蘇格拉底而言，從「活得正當」到「只是活著」間無可退讓也無從妥協。哲人在此二選項間，向克里托辨明優劣，並作出選擇。
3. 此時二人不同的主張實是針對「公民德性之實踐場域」有著相異的看法。在克里托眼中，「活著」是公民德性得以實踐的基本條件，是必要的實踐場域，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但在蘇格拉底看來，公民德性的貫徹無關生死、且在死亡之後仍得以存續，德性的實踐場域不僅限於肉身。此處即展現了哲學家的超越。

四、多重身份間不同的價值位階

1. 從申辯篇中，也清楚展現蘇格拉底多重身份間的不同價值位階。蘇格拉底同時身為人、公民、與哲學家，但在他心中，「哲學家」身份的價值位階最高。為此他不惜在日常生活和審判中觸怒雅典同胞（30B-C）。哲人終其一生的任務即是引導同胞追尋真理、行正義之事，而身為雅典公民該行的正義之事便是無條件地服從法律與城邦，「如果你不能說服你的國家，那麼你就必須服從它的命令，接受它加諸於你的任何懲罰。」（51B）面對赴死與否的處境，好公民和哲學家此二身分是不相牴觸的，但此時好公民身份卻開始排擠蘇格拉底作為「人」的身份。於是哲人選擇以身證道：若逃亡苟活將迫使蘇格拉底放棄哲學、背叛正義、且不再服務於最高的善，這樣的生活對哲人來說是不值得活的。
2. 面對公民與「人」二身份之間的競逐，兩者的價值位階究竟孰高孰低？蘇格拉底以坦然赴死、捍衛公民身份對前述提問作了清楚的回應。哲學生活與好公民身份的優越性，在《申辯篇》與《克里托》中成為不言自明的結論。

關鍵詞：蘇格拉底之死、公民德性、哲學家、好公民、《克里托》

蘇格拉底之死

柏拉圖透過《申辯篇》重現蘇格拉底受審的經過：蘇格拉底面對法官與城邦公民進行答辯，最終仍被判刑處死。蘇格拉底以備詢、一連串自問自答，清楚展示其哲學家的身份與理念，指出哲學生活（信奉真理）的優越性。

一、蘇格拉底的雙重身份：哲學家與公民

1. 《申辯篇》與《克里托》藉著不同情境點出蘇格拉底兼具哲學家與公民兩種身份。《申辯篇》中，以決心殉道的蘇格拉底刻畫出哲學家圖像；而《克里托》中的蘇格拉底又成了順服於實際政治活動並尊重法律的公民，此二身份如何混合、對抗、甚至支配彼此？柏拉圖藉著這兩篇對話錄將哲學與政治的張力表現至最大：哲學家效忠真理，好公民則效忠國家。蘇格拉底之死正指出哲學家在群體生活中，勢必面對哲學家與好公民兩種成分的共存或對立，而柏拉圖的政治哲學也由此而生。
2. 以蘇格拉底之死為引，柏拉圖對哲學做出了全新的要求，期待哲學（真理）成為政治生活的判準，此後柏拉圖的政治設計（如同他在《王制篇》、《法篇》中所主張），皆是為哲學家在政治生活中找到一個合理、安全的位置，甚至引領眾人過良善的共同生活。唯有理想城邦，才得提供哲學家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二、德爾菲神諭的反諷

1. 政治和哲學未必相容，卻必定是相伴相生的。哲學的本質是追索知識、探求真理，純哲學生活的發生場域也僅止於哲學家的感知、心智上的思考過程。城邦眾人將蘇格拉底定罪，即證明城邦公民已為「智者」劃下範圍：哲學家關心永恆事務、關心非經驗以外的論證，而雅典城邦不需要對政治生活一無所用的「智者」。
2. 城邦公民難改對哲學家的偏見，也導致蘇格拉底之死。蘇格拉底堅信神諭：「先生們，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財產，而我們人的智慧是很少的或沒有價值的，那個神諭無非是他用來告訴我們這個真理的一種方式。」「時至今日，我仍然遵循神的旨意；每想到有人不聰明，我就試圖通過指出他是不聰明的來幫助神的事業。」（23A-B）蘇格拉底從未以「智者」自居，反將智慧留給神，蘇格拉底也從神諭中讀出睿智的反諷：真理由神壟斷，不屬於人間。因此，知道自己一無所知者，便是人間中最具智慧之人。然而，哲學家以神諭挑戰公民所知，招來公民誤解，這樣的舉動激怒同胞，終被處死。

三、蘇格拉底獨特的申辯策略

1. 「請別因為我說了真話就感到自己受了冒犯。凡是憑良心反對你們，或者反對任何其他有組織的民主制的人，公開阻止他的國家犯下重大錯誤和作不法之事的人，都不可能保全性命。正義的真正鬥士，如果想要活下來，哪怕是很短暫的時間，也一定要把自己限制在私人生活中，遠離政治。」（31D-32A）由此可見，蘇格拉底何嘗不懂討好同胞之道？但他執意採取與主流價值相違背的申辯策略，用意何在？筆者認為，柏拉圖欲借筆下的蘇格拉底與其獨特的申辯策略，強調人、神世界的不相交：真理世界可思而不可見，若欲探究此一專屬於神的知識世界，唯有透過辯證、而非修辭，才得達致真理。柏拉圖試圖表現真理與意見的對立，也將哲學家和政治家採取的言說途徑做一區隔。
2. 人類以言說形成共同生活，政治生活在眾多「意見」中被構築。但人縱有議論好壞的能力，卻無力得知擁有的是真理或謬論。相對於城邦眾人，哲學家的政治角色正是透過言說與交流，幫助眾人在雜多意見中探求真理、引出潛在眾人意見中的真理，體現「哲學治人」的幸福生活。

四、柏拉圖的政治哲學版圖

1. 柏拉圖在《克里托》中，將城邦擬人化，強調公民身份係來自城邦：若脫離城邦，一切的言說活動將不再有意義。忠於城邦同時忠於真理的蘇格拉底，面對哲學家與公民身份的兩難：他不願背叛雅典城邦，同時也望維持哲學家的純度，最終選擇坦然赴死。蘇格拉底表現出存在於哲學家自身中雙重身分的緊張，以死弭平兩者的不相容；柏拉圖則將哲學與政治之間的高度緊張擴大至城邦，此時「赴死」已無法解決追求至善生活時必然發生的問題。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即在「雅典城邦對敬神且追求至善的哲學家不再安全」之基礎上開展，更隨之提出哲學家國王等政治設計作為對人之處境的回應。
2. 若人、神二世界並不相交，人間不得神治，哲學家聽命於神諭又難逃一死，成為人類不得不面對的政治困境。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與公民交戰之圖像，指出一座禁不起哲學家反覆提問、考察的雅典城邦，但柏拉圖未曾放棄以哲學為政治生活所用，始終相信真理是萬物的衡準，於是在《法篇》中，柏拉圖大展野心，試著將真理轉譯為流通於城邦的人間法律。
3. 即使哲學家專注於神性事務，卻同時身處在一個由紛雜意見構成的城邦中，也必在人的世界中探索神意，如此一來，則使真理和意見之間有了無可推卸的關聯，且眾人註定在人世間眺望並力求接近神意。雖然蘇格拉底拒任公職，但哲人始終相信：真理必由眾多意見中淬煉而出，而哲學家的特殊任務即是回到市井，透過與公民的辯論和同胞共同追求真理，提供一個哲學性的絕對標準以臻良善生活。

關鍵字：蘇格拉底之死、柏拉圖、真理、人之處境、政治哲學